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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81-1894年：清末海防建设，旅顺为核大连为翼

旅顺历史比较悠久，汉代时属沓氏县，元代时称“狮子口”，明朝1371年，朱元璋派马云、叶旺率军从山东蓬莱乘船跨海在此登陆收复辽东，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，遂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，其海防据点的属性初步奠定。

“大连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历史文献中，是明代万历年间。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辽南传教时，绘制的地图上在大连湾位置标注英文“DaLian”，汉语音译或为“褡裢（装铜钱碎银的布兜）”。大连湾凭借三面陆地环绕、湾阔水深、冬季不冻的天然优势，早为世人瞩目，“大连湾”首次正式出现在李鸿章函件中时，便已进入海防选址视野，其隐蔽的地形与开阔的水域，成为后续海防布局的重要考量。

1871年，琉球渔船遭遇风暴漂流至台湾南部，54人渔民被当地牡丹社原住民误杀。日本借机觊觎台湾与琉球，1874年5月派西乡从道率军入侵台湾南部，攻击牡丹社原住民。清廷期初主权意识薄弱，后得知日本出兵消息，派沈葆桢交涉，请英国人作为中间人调解，期间日军疟疾病死600人，是年10月31日，中日签署《北京专约》，清廷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，日本撤军。

牡丹社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清廷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从海上侵入京津，日本又跨过海洋侵略疆土，朝野震动，1874年是洋务运动的第13个年头。1875年，清廷下旨任命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，尽快建设南北洋水师和配套的海防工程，后沈葆祯提出拱卫京师先建北洋水师，被清廷采纳，中国近代海防由此发端。

北洋水师筹建启动后，军舰亟需配套港口与船坞，但当时吴淞口以北尚无可用船坞，选址之争在清廷内部展开。有人倾向大连湾的隐蔽地形，有人主张威海卫的控海优势，也有人顾虑旅顺远离腹地、补给难度大，各方意见不一，争议迟迟未决。李鸿章最初在函稿中力赞大连湾“距金州三十里，系海叉而非海口，地形隐蔽、水域开阔，最宜泊船”，将其列为重点备选。

1879年实地考察后，他转而力推旅顺，直言其水深不冻、依山避浪、近陆无淤，既控扼京师与辽沈要害，又能集中建设节省经费。清廷采纳建议后，1881年，以大石船坞和陆海炮台为中心的旅顺海防工程正式启动。

旅顺大石船坞历时近十年建成，耗资140万两白银，以山东石岛花岗岩为基、德国水泥浇筑，配套工厂与二十余座海陆炮台环绕，使其从地理要冲蜕变为“攻防一体”的海防要塞，北洋水师实现“战-修-补”闭环。

1879年旅顺海防工程开始后，“大连湾”则频频出现在官方电文和其他奏折中。1887年，李鸿章派兵驻防大连湾并开始建港工程，大连湾的海防建设主要以修建炮台为主。1887-1893年间，清廷在大连湾修筑了5座海岸炮台、1座陆路炮台以及栈桥码头，炮台配置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火炮，成为旅顺海防的重要呼应。

1888年，北洋水师已拥有铁甲舰、运输船、鱼雷艇等近30艘、官兵6000余人，清廷颁布了《北洋海军章程》，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，随即清政府在旅顺口设立海军公所。

到中日甲午战争前，经过十余年持续建设，旅顺口已从单一军港发展为北洋水师综合程度最高的保障基地。在产业与功能上，旅顺远超单纯驻防需求，形成了以大石船坞为核心的完整军工体系。周边配套建有大型机器局（工厂）、弹药库、煤炭堆场以及水雷营、鱼雷营等专业部队与维修车间。随着驻军、工匠、移民不断涌入，旅顺人口增至约2万，街市初具规模，官署、学堂、电报局等市政机构陆续设立，展现出近代城市的雏形，推动旅顺从军事要塞向以军事为核心的综合性城镇转型。

相较之下，此时的大连湾虽进行海防建设，修筑了多座先进炮台及水雷营，但其功能聚焦于防御，作为旅顺军港外围东侧的防守支点，并没有开始城市建设。

至此，一个以旅顺为绝对核心、大连湾为防御侧翼的“核心-侧翼”海防格局完全成型。

1894-1905年：殖民易手与“主从城”格局的形成

1894年10月24日，中日甲午辽东之战迎来关键节点。日本第一军猛攻鸭绿江防线的同时，大山岩指挥第二军2.5万人，在大连湾东侧的花园口（辽宁省大连市庄河市明阳街道）登陆，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少将任先锋。11月6日，日军攻旅顺东侧的金州，旅顺门户洞开。

11月18日，日军前锋深入旅顺北的土城子（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北路），清军徐邦道部先以步枪齐射压制，再发起白刃冲锋，砍死砍伤日军近50人，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首次在野战正面击退日军。土城子的战术胜利无法扭转清军在战略、指挥和士气上的全面劣势，11月22日，耗时十余年建成的旅顺要塞仅抵抗1天便陷落。

旅顺陷落后，大山岩作为主谋，身为日军第一旅团长的乃木希典充当冷血刽子手，下令并主导部下展开长达4天的血腥屠城。已拥有完整军工与民用体系的近代旅顺，在两人共同犯下的暴行中彻底崩塌：2万平民被屠戮，仅留36人收尸；大石船坞主体结构虽未被彻底炸毁，但炮台、机器局等海防配套设施及官署、商铺尽数损毁，清廷十余年建设成果化为焦土。

1895年底，俄、德、法三国干涉还辽后，日本被迫放弃对旅顺的占领，旅顺和大连湾暂时回归清朝管辖。然而，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，俄国以“保护中国”为名，1898年和清廷签订《中俄会订条约》，其中第一条：“大清国皇帝允将旅顺口、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”。条约核心是租借旅顺口与大连湾，因此简称为《旅大租地条约》，但“旅大“这一合称并未出现在条约原文中，两地仍以“旅顺口、大连湾”分称。

在行政区划上，旅顺和大连首次被一同纳入沙俄设立的“关东州”管辖。尽管同属一个上级行政区，但在这个州内部，它们依然是功能迥异、分开管理的两个城市。

俄国人对旅顺港重视有加，仍定位于军事功能建设。作为俄国太平洋地区关键不冻港，旅顺是其“远东战略”的核心支点。1898年起，俄国投入巨资扩建旅顺海陆防工事（称“五号工程”），规划31公里的两道防线，含多个堡垒与炮台，原计划1909年完工，却因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，仅建设5年便中断。

1899年9月19日是大连城市建制的起点。沙俄政府正式启动了对大连湾南岸青泥洼地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，命名为“达里尼市”（俄语远方的城市），定位为远东自由港和商业中心，规划以如今的中山广场为核心，采用放射状路网结构，向外辐射10条干道，形成“中心广场+放射道路”的城市骨架。初期城市面积约4.25平方公里，人口约4万，主要由俄国殖民者、铁路工人和中国劳工构成，其中欧洲人区集中于劳动公园以东，中国人区位于西侧，通过公园和铁路分隔，形成“华洋分治”的殖民格局。同期，启动大连港一期工程，建设3000吨级船坞（现南坞）和防波堤，旨在建设成为不冻的商贸港口，与中东铁路衔接。

俄国对旅顺的规划建设定位为军事堡垒，对大连的规划建设则定位为远东经贸中心。

日俄战争中，旅顺成为主战场，俄军依托堡垒工事顽强抵抗。双方围绕203高地、东鸡冠山等堡垒展开惨烈拉锯战，俄国耗时五年、投入巨资建设的新要塞工事，在惨烈的围攻中大半被毁。激战中，旅顺平民再次流离失所，人口锐减至不足万人，城市设施遭毁灭性打击，原本的军事要塞沦为一片焦土，“东方堡垒”的构想彻底破灭。

截至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，大连已从渔村快速蜕变为初具规模的商贸枢纽。3000吨级船坞与防波堤竣工投用，开通至上海、神户等航线，中东铁路支线贯通形成海铁联运格局，东北大豆、煤炭等物资经此出口，港口年吞吐量突破10万吨。城市面积扩展至8平方公里，“广场+放射”的城市布局基本落地，俄国人区洋房林立，中国人区东关街商铺聚集，供水、照明等市政设施逐步完善。人口增至6万余人，殖民者、劳工、商人群体汇集，殖民主导的远东经贸中心框架基本成型。

大连因防御薄弱被日军轻易占领，随即转为军事补给核心基地。日军扩建港口码头、抢修铁路，保障兵力与物资输送，将城市核心区改为军政办公地；同时延续“华洋分治”格局，压缩俄殖民者特权，新增兵营与仓库，城市功能从纯经贸转向“军事补给+商贸”双重属性。这是日本军事需求对原有俄国规划的一次“嫁接”和“利用”，为日后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笔。

沙俄的殖民规划，奠定并确立了此后近半个世纪大连为主、旅顺从属的“主从城”关系基调。。

1906-1945年：殖民体系下的“一体分治”，主从固化

日俄战争结束，日本通过《朴茨茅斯和约》取代沙俄获得旅大租借权后，日本沿用了“关东州”的建制，并将其最高行政机关命名为“关东厅”，对旅顺和大连进行统一管辖。日本把大连定位为整个殖民体系的经济、行政和交通中心，延续俄国“达里尼市”的中山广场放射状路网规划，将周边建筑改造为满铁总部、关东州厅等殖民机构驻地，同时扩建大连港原有码头，新增煤炭专用泊位，连接东北腹地资源运输。

对旅顺则专注于其军事和司法功能。日本在沙俄未完工的军事工事基础上，强化203高地、东鸡冠山等堡垒，补建地下弹药库与岸防炮阵地，将旅顺港从沙俄的“东方堡垒”升级为日本在太平洋的“军事锚点”。此外，日本还通过《关东州统治条例》明确旅大“军政合一”的管理定位，这一初期规划为两座城市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确定了基调。

殖民统治依托三大核心机构落实上述规划：军事核心关东军司令部，1919年于旅顺成立，是侵略的策源地与指挥中枢，策划了“九一八事变”，1932年迁至长春，始终是日本在东北的最高军事权力象征。行政核心关东州厅，日本在旅顺、大连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，通过殖民警察与《关东州令》构建严密的监控体系，对中国居民实行高压管理，1925年，关东州厅发布14号令，正式废除“达里尼市”名称，改为“大连市”。经济核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，总部设于大连，表面经营铁路，实则掌控着东北的铁路、港口、矿山等经济命脉，到1937年已拥有80家附属企业，形成“国中之国”，并通过其庞大的调查机构搜集情报。

在这套系统驱动下，大连被打造为资源掠夺与军事补给的经济心脏。大连港被扩建为“东亚第一大港”，1934年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，占东北外贸总量的70%以上。东北的大豆、煤炭等战略资源通过这条“血管”源源不断流向日本。依托“满铁”，日本建立了重化工殖民体系。大连机械制作所（今大连重工）为日军生产装备，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（今大化集团）垄断东北化工原料。至1945年，大连工业产值占东北的20%，工业体系完全服务于侵略战争。

殖民统治的本质清晰地映射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，形成严格的种族与功能分区。1930年代，随着侵华战略的推进，关东州厅通过《大连都市计划概要》，大幅扩展俄占时期大连的城市规划和布局，进一步强化了其“战略大后方”的功能。

大连成为功能分化的殖民商贸中心，以中山广场为行政商业核心，依托原有的放射状路网，城市向西、东、北三个方向全面推进：向西强化沙河口工业区，形成机械、化工与军工产业带；向东将老虎滩等地开发为日本移民的住宅区与度假区；向北向甘井子延伸，建设煤炭码头与化工仓储区。这种“东居西工、北储南政”的城市格局，在《大连都市计划概要》的推动下于1930年代基本定型，并随着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而进一步强化。有轨电车等市政设施优先服务日本侨民聚居区，而中国劳工则被限制在西岗、香炉礁等棚户区，缺乏基本生活设施，种族歧视极为森严。

旅顺成为日本军事优先的森严堡垒，城市扩展完全围绕旅顺港的军事需求展开。太阳沟扩建为关东军司令部所在的“军事行政核心区”，遍布军官公寓、军事法庭与监狱。向龙王塘、双岛湾东西两翼延伸，修建弹药库、岸防炮台和兵营，拱卫军港。中国居民被挤压在狭小的老城区，而占人口35%的日军及家属却占据了70%的城区面积，空间剥夺感极为强烈。

日本对旅顺的军事利用，是日俄战争后“强化军事堡垒”规划的持续落地。旅顺港在沙俄3个泊位基础上，新增3个万吨级军用泊位与2道防波堤，1937年港内常驻日军舰艇超20艘，可停靠战列舰与巡洋舰。203高地、东鸡冠山等俄国遗留堡垒，被重新加固；城区周边修建军用铁路，连接兵营、工厂与港口。此外，旅顺日军修械所（今旅顺机床厂）承接沙俄机械厂设备，升级为坦克、火炮维修基地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旅顺港因其战略位置与完备设施，成为日军舰船补给与休整枢纽，实现了日俄战争后“太平洋军事锚点”的规划目标。

日本的殖民统治，使大连与旅顺之间“经济中枢-军事堡垒”的功能分工与主从关系进一步固化。。

1945-1981年：主权回归与“大连核心”的城市格局最终确立

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，迅速占领旅顺、大连地区，日本对旅大40年的殖民统治终结。依据《雅尔塔协定》，旅顺定为苏联海军基地，大连由苏联军事管制与中国地方政权协同治理。中国共产党联合进步力量于11月成立民主政权，正式命名“旅大市”。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统一的“旅大”市级行政单位。

新中国成立前四年，旅大市民主政府在苏联协助下推进工业恢复：全面接收满铁附属企业、日军工厂，将大连机械制作所（今大连重工）、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（今大化集团）改造为国营企业，重点恢复机械制造、化工产业，同时保障粮食供应，维护市政设施。苏联保持大连港口、铁路的管理权，同时民主政府通过设立工业、民生管理机构，逐步掌握治理主导权。旅顺则始终突出军事管控：苏军加固军港、新增舰艇维修车间，严禁民众进入军事核心区，维持“军事区” 与“民生区”分隔。

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，旅顺口主权成外交核心议题。《雅尔塔协定》虽为苏联驻军提供国际法理依据，本质上却是二战后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产物，侵犯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是继清末以来不平等条约传统的延续。“任何国家不能在中国领土上保留军事基地”，将收回旅顺口主权视为新中国“独立自主外交”的底线。斯大林则坚持维持现状，认为旅顺口是苏联太平洋的战略支点，拒绝归还，主张“苏联长期驻军防范日本复兴”。双方立场尖锐对立，谈判陷入僵持，毛泽东强调“旧协定是帝国主义强加的，新中国绝不承认”，奠定“主权不可让步”基调。

1949年12月，毛泽东率团访苏，旅顺问题成为中苏新条约的谈判核心。斯大林起初以“远东安全”为由，企图延续特权，提出“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海军基地”，实质想保留控制权。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“主权完整是中苏友好前提，保留外国军事基地会损害中国人民信任”，并展示出“不签平等条约不回国” 的坚定决心，使国际社会对中苏谈判的关注度持续升高。

为打破僵局，中方提出了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：在确认旅顺口主权完全归属中国的前提下，同意苏军暂时留驻，但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全部撤离。面对中方坚定的原则和灵活的策略，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，斯大林认识到失去新中国的支持，会削弱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影响力，遂放弃强硬立场，同意旅顺口的主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
1950年2月，中苏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及《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、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》，废除旧不平等条款：明确旅大是中国领土，苏联保留旅顺口驻军权到1952年底（因朝鲜战争延至1955年）；大连行政、经济主权完全归中国，苏联在撤军前仅保留部分港口设施的使用权。此后，大连加速主权收回，取消苏联军事管制，成立大连港务局、铁路管理局，全面接管港铁运营；重点发展重工业与海防工业，1951年大连港恢复国际航线，成为新中国外贸的重要窗口。旅顺转为中苏联合军事基地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管理，为后续主权移交做准备。

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，中苏协商移交旅顺口主权。1954年10月，两国发布公报确定1955年5月前苏军全部撤离。1955年3-5月，苏军分三批撤离，将军港、堡垒等设施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旅顺成为中国海军北海舰队的基地，主权完全回归中国。同期大连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开始提速，打破殖民 “种族分区”，西岗、香炉礁等棚户区改造成居民小区，市政设施覆盖全体居民；工业体系进一步完善，机械、化工、造船产业规模扩大，1955年工业产值较1949年增长3倍，成为新中国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基地。

建国初期，旅大市为中央直辖市，1954年改为辽宁省辖市。1979年，大连港吞吐量突破3000万吨，工业产值占辽宁省的1/4多，大连城市规模与经济地位提升，旅顺则从军事基地向军民融合城区转型。

1981年2月9日，国务院批准“旅大市”改名“大连市”，旅顺口区成为大连下辖区域。这一调整契合大连东北对外开放的核心门户定位，标志着“旅顺-大连”并列行政格局的终结，进入以大连为核心的一体化发展阶段，为后续现代化的港口城市建设奠定基础。

旅大百年变迁史是理解近代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的钥匙，是殖民主义城市规划的典型案例，也是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与主权独立的艰难写照。

如今穿越百年烟云，回望旅顺口的累累弹痕与大连港的殖民桎梏，那段从屈辱中挣扎而出的记忆依然刻骨铭心。昔日，这里是列强争霸的角斗场，承载了太多的血泪与悲怆；而今，曾经满目疮痍的土地早已浴火重生、凤凰涅槃。以蓝天碧海为卷，用星海湾的璀璨、自贸区的活力、长兴岛的崛起作笔，绘就了一幅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壮丽蓝图。这座从血与火中走出的城市，正将历史的苦难淬炼为前进的动力正规的股票场外配资平台，以更加自信、开放的姿态，劈波斩浪，朝着东北振兴的龙头与浪漫宜居之都的新辉煌，豪迈迈进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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